上午十点，房门再次被敲开。两位年轻的警员来到房间，他俩是仁淄市公安局的。
小伙子有礼貌地说：“又来打扰两位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南风同志两天后到仁淄，我们想在他到来之前把此案弄个水落石出。这批录像带需要送地区公安局鉴定，鉴定完一定原数交回，作为定案的证据。另外请你们二位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，作为证言。”郑东和江林欣然同意，笔录很快做好。
录像带如数清点，年轻的警员们开了收条，把从女老板手中买的录像带全部提走了。警员临走前，江林一再关照：“这些录像带必须如数返回，我们要带回北京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的。”然而，录像带始终没有返回。
两天后，南风同志风尘仆仆来到仁淄市。
仁淄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汇报仁淄市治理整顿音像市场的情况，并对挂历市场的调查情况进行说明。南风同志视察市场，谈形势、作指示、提要求。
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表示：“坚决按中央调查组的指示精神办，对音像市场的整顿问题，希望能够给一定的时间，对摊主进行法规教育，做好转业的准备工作，因为是政府行为，贸然取缔恐怕会有后遗症。对于涉及‘制黄’、‘贩黄’的案件，坚持依法惩处责任人，决不手软。对于挂历市场的整顿问题，我省仁淄农民私自印刷挂历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措施予以制止。而出版社‘买卖书号’出版的挂历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?”
球又抛给了南风同志。
南风同志沉吟半晌表示：“凡涉及到出版社‘买卖书号’，我们坚决查处。”
“好!如果这样，我们上、下联手不愁这股私自印刷发行挂历的问题解决不了。”部长慨然表示。那晶亮的眼眸在厚厚的近视镜中闪烁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知道，“买卖书号”的问题涉及国家正式出版系统，是很难查处的。地方保护、行政保护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道坚硬的保护壳。你南风态好表，处理起来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。你源头上止不住就像是水笼头关不住水，再埋怨地下潮湿就没有道理了。你们派来那个郑东不是口口声声在会上说源头问题吗，什么”君在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君在江头扔拉圾，我在江尾捞垃圾，捞也捞不尽，”什么“楼上人倒垃圾，楼下人要求门前‘三包’，能包得起来吗?”等等。
他那狂妄劲，似乎是指我z省仁淄市成了源头。不错，我仁淄市是集散地，至多才长江中游，而上游呢?那些“黄货”有土造的，比如前屋乡的地下制作点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来自g省和f省两个沿海省份。就是前屋乡的母带也是从g省潮县来的。至于以服装、小商品名义从集装箱夹带来的更是多得数不过来。而挂历问题几乎全是“买卖书号”的产物，源头更不在我z省，而在你中央出版管理部门的失控。想到这儿他就“哼哼”地冷笑了两声。
此次任务完成。郑东向南风同志告别，临别南风同志说：“小郑，你回去后转告谭冠同志，经我们调查，你们a省扬子江出版社也有4本挂历流人仁淄市场，请你们回去查一查是什么原因。”
郑东犹豫了一下对南风说：“不瞒您说，这4本挂历不好查?”
南风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?”
郑东不想为尊者讳疾，于是实话实说：“这扬子社社长邬历先生人称是‘五子’干部，是谭冠的亲信，那分管发行的经理就是谭大公子。”
南风不解地问：“何谓‘五子’干部?。
郑东再次坦言相告：“五子指的是：儿子，这邬历儿子中技校毕业，破例被分配到老子麾下当编辑，父子一社，天天与老子一起坐小车上、下班；房子，这邬历先在古都市分有大套住房，作为谭厅长的‘人才’又破格在局机关分得一特大套，原分二楼不满意，谭冠亲自出马调整到五楼，邬历和谭冠楼上楼下，其实邬历老婆是不来住的，只是邬历和儿子住；位子，为了给邬历腾位子，扬子社原实行总编辑负责制，不惜把总编辑挂起来，推行社长负责制，邬历申报正编审职称高评委会未通过，谭冠不经党组同意，以出版总社社长之权势，私相授受，并把邬历搞成有突出贡献专家上报，以便将邬作为后备干部向组织部推荐为厅长接替人；这票子嘛，有了种种位子，票子自然就来；车子，邬历一上任，谭冠就把厅里的一辆新桑塔纳低价卖给了扬子社，邬历的走私汽车卖不出去，又转手高价将桑塔纳卖出，将走私汽车变成了自己的坐车。出版社人称‘五子登科’。谭冠投之以桃，邬历报之以李。自然对谭公子关照有加，变着法子贿赂谭冠。只不过这种贿赂比较巧妙，给其公子以种种好处，比如省委党校规定报考研究生必须是大专以上的处级干部，谭公子不学无术，仅是中技校毕业的正科级干部，竟也报上了名，堂然混迹于其中；再比如这《中外历史演义》是长效书，竟然也承包给了谭大公子发行，谭大公子空手套白狼，借谭冠威势印刷、纸张均不花钱，又以加印图书相抵账，等于给谭冠送钱。那卖三四本挂历的版子还不是小菜一碟，只是九牛一毛而已，是不值得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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